早期发现结肠癌可以提高5年生存率，结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但对其结果的解释仍会带入主观判断。计算机辅助检测（CADe）作为客观手段，如果得到临床验证，有助于提高结肠息肉的检出率。这项来自比利时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CAD-ARTIPOD研究）开创性地使用了第二人实时评估揭盲的方法，对一个新型CADe系统进行了临床验证。

这个新型结肠息肉CADe系统设计独特，将卷积神经网络与递归神经网络相结合，在所有成像模式下进行训练。验证时，CADe检测结果对受试内镜医生（腺瘤检出率为20%~50%）设盲，由第二名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实时评估CADe结果并分类：①真阳性，不管内镜医生检出与否；②假阴性；③有临床意义或无意义的假阳性。将内镜医生检出的病变作为“金”标准（主要终点），如果内镜医生没有发现CADe检测到的某个息肉，则揭盲并确认结果。结肠镜检中发现并确认的所有息肉均予以切除，由2名独立的组织病理学家进行评估。

研究在欧洲的9个中心开展，共从946名患者中检出2141个息肉。其中，91.5%被切除，82.1%得到组织学证实。CADe的灵敏度为0.946，而内镜医生为0.961，CADe未达到主要终点，灵敏度不优于内镜医生。然而，由CADe系统检出但被内镜医生遗漏的息肉占3.7%。假阳性率为1.8/min清洁退镜时间，其中36.3%被认为有临床意义。

若将组织学作为“金”标准，CADe和内镜医生的灵敏度为0.96比0.95，CADe胜出（P<0.05），额外检测率为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试验期间基线的息肉检出率（PDR）从0.47增加到0.70（OR：2.76；95%CI：2.26-3.37），腺瘤检出率从0.38增加到0.50（OR：1.52；95%CI：1.26-1.85）。

米吉珠单抗（mirikizumab）为靶向于IL-23分子p19亚基的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既往研究显示其在传统治疗或进阶治疗失败的中度至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中，能有效诱导临床缓解（LUCENT-1研究；12周）和维持临床缓解（LUCENT-2研究；52周）。UEGW 2023上报告了其长期治疗拓展研究的中期结果（LUCENT-3研究；104周）。

研究中，患者每4周皮下注射一次米吉珠单抗（200 mg）。第104周时，52周时取得应答的患者（n=239）中有74.5%仍维持临床应答，他们的疾病缓解情况为：54.0%临床缓解，52.7%无激素缓解，65.3%内镜下缓解，47.7%组织学内镜黏膜缓解（HEMR），67.8%症状缓解，50.2%排便急促感缓解。分别有53.1%和67.0%的患者取得组织学内镜黏膜改善（HEMI）和排便急促感获得临床意义的改善（CMI）。

52周时取得临床缓解的患者（n=154）中，第104周时有76.6%表现为临床应答。他们的缓解情况为：65.6%临床缓解，64.3%无激素缓解，77.3%内镜下缓解，59.1% HEMR，74.0%症状缓解，51.3%排便急促感缓解。分别有66.2%和67.3%的患者取得HEMI和排便急促感CMI。

根据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与否进行的亚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详见下表）。

米吉珠单抗52周时症状得分较基线下降，在治疗104周时仍维持这一获益（详见下表）。

安全性方面，4.5%的患者报告了严重的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TEAE），5.2%的患者出现了严重的不良事件，2.8%的患者因不良事件终止治疗。最常报告（发生率≥5%）的TEAE有：COVID-19（12.1）、结肠溃疡（7.6）、关节痛（6.2）、头痛（6.2）和鼻咽炎（5.9）。无死亡病例。

上述结果支持应用米吉珠单抗持续治疗104周在临床、内镜、组织学和症状终点上的长期获益，且无新的安全信号。

抗反流手术（胃底折叠术）可以解决包括胃酸在内的各种有致癌性的胃内容物反流，并且相比抗反流药物（质子泵抑制剂）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食管的酸暴露。那么高危患者（即巴雷特食管患者）中抗反流手术预防食管腺癌的作用是否更强？这项多国、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

研究纳入了丹麦（2012~2020年）、芬兰（1987~1996年和2010~2020年）、挪威（2008~2020年）和瑞典（2006~2020年）所有记录诊断为巴雷特食管的患者，对比接受抗反流手术的患者与使用抗反流药物的非手术患者，使用多因素Cox回归计算食管腺癌的风险。

共有33939名巴雷特食管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542人（1.6%）接受了抗反流手术。出乎研究者意料的是，在长达32年的随访中，与使用抗反流药物治疗的非手术患者相比，接受抗反流手术的患者的总体HR没有降低，相反还增加了（调整后的HR 1.9，95%CI：1.1~3.5）。更长期的随访并未使这一估计值降低，反而使其增加：随访1~4年，HR为1.8；随访10年以上，HR为4.4。

可见，对于巴雷特食管患者，抗反流手术相比抗反流药物在预防食管腺癌方面并不具备优越性。

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PMN）是发生在胰腺导管的囊性肿瘤，多见于老年人，可进展为侵袭性腺癌。当前对该病进展风险的评估依赖于形态学和空间特征，对突变足迹尚不清楚。已知IPMN常携带鸟嘌呤核苷酸结合蛋白α刺激（GNAS）激活突变或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激活突变或兼而有之，德国学者使用来自患者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模型系统，携带野生型或突变型GNAS及可诱导的致癌性KRAS^G12D基因盒，将不同基因型的iPSC向胰腺谱系诱导分化，随后移植到猪膀胱上长期培养，对两种基因的信号串联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

移植后2周，所有由GNAS^R201C驱动的强囊性表型的移植物中均发现大量细胞角蛋白（CK）7/CK19阳性的胰腺导管结构，该表型在移植后8周仍然存在。诱导KRAS^G12D后6周，导管管腔增加，GNAS^R201C进一步放大这一变化。

Mucin 2是肠型IPMN的标志物，其表达对GNAS^R201C有很强的依赖性。对不典型增生的导管结构进行量化后可见由KRAS^G12D或GNAS^R201C驱动的低级别不典型增生增加。

两种突变同时存在时，高级别不典型导管结构的数量显著增加。导管结构中存在由GNAS^R201C驱动的促增殖表型。KRAS^G12D使p21阳性细胞核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在KRAS^G12D和GNAS^R201C双突变的导管细胞中，p21阳性细胞核的数量显著减少，说明由癌基因诱导的衰老减少。

上述发现在体外胰腺导管类器官模型中得到了重复。

这项研究显示，GNAS^R201C可影响不典型增生的早期形成，并且可进一步放大由KRAS^G12D驱动的不典型增生和高级别不典型增生的形成。此外，增殖表型的增加和衰老表型的减少，提示存在由GNAS^R201C驱动的致癌基因诱导的衰老旁路。

另外，作者表示，来自患者的iPSC模型具有内源性GNAS^R201C基因座，这个独特的模型能帮助我们深入研究IPMN的早期形成，并解析其向侵袭表型的逐渐转变，从而进一步揭示IPMN形成的机制以及KRAS^G12D与GNAS^R201C的协同促癌信号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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