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仁教授：AOCC 2025的会议日程非常紧凑，总共是在两天左右。大会的讨论议题与国际上的最新前沿信息非常一致。从临床的角度来看，会议重点关注了一些新的药物，例如针对IL-23p19的几种药物的对比，还有靶向TL1A的药物。来自美国的Stephan Targan教授和一些临床大咖都讲到了这个药物。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AOCC是亚洲的IBD组织，所以会议讲题有很多涉及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例如英国的Simon Travis教授在专题报告中，专门介绍了IBD的前世今生，其中也对亚洲的IBD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治疗方面，来自香港的Joyce Wing Yan Mak教授分享了亚洲地区溃疡性结肠炎的一些新药治疗的数据；而我自己也非常荣幸作为团队的代表，从亚洲的角度介绍了克罗恩病先进疗法的数据。

这些热点话题的设置与本次会议的主题“同一个亚洲，携手治愈IBD”非常吻合，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有更多共同的地方，我们需要全世界的IBD医生跟工作者一起联合起来，为我们的IBD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与服务。

毛仁教授：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团队在这个大会去分享在全球背景下，亚洲克罗恩病患者先进疗法的一些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

我首先是介绍了东方和西方IBD患者之间的区别，例如疾病累及部位、肛周病变以及手术率；随后，我对造成东西方IBD疾病特征间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是从基因的角度、环境因素，特别是饮食因素，其中采用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来自于我们中国人的研究，包括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刘占举教授团队一项全球最大样本的基因相关易感性的研究，还有中山一院陈旻湖院长带领下与美国、以色列联合开展的有关饮食差异在克罗恩病发生中影响的研究（SOURCE研究）。

最后，也是报告的重点内容，根据全球临床试验的数据去分析了亚洲人群与非亚洲人群之间先进疗法疗效和安全性的区别。整体上来看，先进药物在东西方人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趋势，即一些新的生物制剂，特别是IL-23p19的一些阻断剂，还有TL1A，在亚洲人群的有效性比西方人群稍微高一些。

目前对于这种差异的原因尚未阐明，可能与遗传背景相关。但是我认为这种差异可能与入组的亚洲患者的疾病病程更短，既往使用过生物制剂的种类以及既往暴露过的次数更少相关。在安全性方面，由于亚洲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源性因素，例如机会性感染、结核感染率、肝炎病毒感染率高等，也就造成了东西方IBD患者治疗安全性上的不同。未来，我们需要积累更多亚洲IBD的真实世界数据，以对安全性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估。

总之，东方与西方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共同的地方要多于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在报告的最后也呼吁，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全球的IBD同行都要团结起来，一起为IBD事业做贡献。

毛仁教授：中山一院IBD团队在陈旻湖院长的带领下，派出了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由医生和研究生组成的18人团队参加了AOCC 2025。我们共计入选了32篇摘要，其中有21篇为口头报告，7篇获奖。这次团队投稿及获奖摘要覆盖了中山一院IBD的多学科团队，包括消化内科、影像科、外科。

本次会议我们的投稿中，有一些研究的确是可圈可点的，例如我们多学科团队中影像科的一项有关新的磁共振以及脑肠对话的口头发言获得了最佳口头报告奖，得到了很多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另外，陈旻湖院长牵头开展了多项全球包括中国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本次会议中山一院投稿中12篇左右为这些临床试验的数据，充分反映了亚洲及中国在全球IBD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方面，中山一院消化科，包括我自己的团队，提交了一些关于IBD基础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例如聚焦在肠道纤维化、爬行脂肪领域的研究。我们的学生在口头发言中，报告了关于克罗恩病爬行脂肪最新的动物模型的优化，包括采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去解析爬行脂肪中不同脂肪细胞亚群的研究。报告之后，现场听众提了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会议结束后仍然有多名观众找到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交流。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情况，不难看出，中国IBD领域在临床科研、基础研究的水平都已有了飞速的进步。希望能与所有IBD同行携手共进，未来获得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