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在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发病率显著上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内近年来的大型医保数据、流行病学研究都给出了明确证据。

从地域分布看，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IBD发病率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IBD发病率高的地区，克罗恩病（CD）的占比增加。此外，疾病类型构成也存在南北差异——我们近期发表的一项全国多中心研究显示，北方地区溃疡性结肠炎（UC）更多见，UC与克罗恩病（CD）的患者比例约为4:1，而在南方特别是发达地区则恰好相反，CD更多见，CD与UC的患者比例约为3:1。

我国IBD的发病趋势与全球IBD的流行病学规律一致：IBD最早高发于北欧，随后向北美转移，近一二十年才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快速上升。这个轨迹与不同地区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步伐高度吻合。

导致IBD发病率上升的因素很多，如环境因素、遗传易感性、免疫状态、肠道微生态等都参与其中，其中最主要的“推力”来自环境的变化。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饮食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西式化”饮食增多；与此同时，卫生条件改善，可能影响了幼年期肠道免疫系统的发育成熟，医疗体系的完善也提高了疾病的检出率。这些因素叠加，共同推高了IBD尤其是发达地区CD的发病。

近年来，我国IBD诊疗与国际基本同步，已推出多部指南、共识，来指导和帮助临床医生开展工作。2023年，在IBD学组的领导下，中国严格意义上的首部UC和CD的诊治指南发布——在此之前以“共识意见”形式推出。从共识上升到指南，标志着证据等级和规范性的提升。

此后，IBD外科指南、营养共识意见、粪便钙卫蛋白检测在IBD中的应用共识等也相继出台。这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体现了两个重要趋势：

第一，强调IBD的综合诊疗。IBD不再是消化内科医生单打独斗的疾病，必须联合外科、营养科、影像科、内镜中心、病理科乃至心理科，开展多学科团队（MDT）协作，患者才能获得更好的临床结局。

第二，重视长期管理。长期管理对IBD患者预后的改善意义重大。而在此过程中，需要简便、可重复、患者接受度好的工具（如粪便钙卫蛋白）来辅助监测。

总之，IBD的管理正走向多学科协作、达标治疗和长期管理的模式。

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的问世确实改善了部分IBD患者的预后，但临床困境仍然存在：原发无应答和继发失应答情况在临床并不少见。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IBD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仍了解不够透彻。现有药物的治疗原理多针对免疫失衡，通过抑制免疫反应控制炎症，而IBD炎症背后存在复杂的机制，因此针对单一靶点或单一通路的药物难以解决所有问题。

要突破“天花板”，可能需要多管齐下：

药物层面：一方面开发更多新的靶点和靶向药物；另一方面，联合不同靶点，覆盖更广的炎症通路，例如同时或序贯联合不同机制、不同给药方式的药物，或者设计双特异性抗体或多靶点生物制剂，使单一药物即可发挥多重作用。在新药方面，除目前临床上已可用的抗TNF-α、抗IL-12/23、抗IL-23、抗整合素、S1P受体调节剂以及JAK抑制剂外，针对TL1A（TNF超家族成员）、microRNA、细胞代谢相关酶等靶点的药物也正在研发中，部分已进入II期、III期临床试验。

其他层面：免疫重置——现有单抗和小分子可能不足以“重启”紊乱的免疫系统，细胞治疗（如CAR-T）或其他免疫调节手段，未来或能提供更深层的干预；微生态调节——肠道微生态在IBD的某些阶段起关键作用，益生菌、粪菌移植等值得进一步探索；干细胞——在炎症控制后，帮助免疫细胞再生等；以及帮助重置机体免疫失衡状态的物理方法等。

总之，单靠一个药解决IBD，以当前认知来看是不现实的。未来一定是多靶点、多途径、多手段的“组合拳”，才能突破疗效“天花板”。

神经调节治疗以往更多用于功能性疾病，如平滑肌功能障碍（便秘、便失禁、尿失禁等）。但实际上，炎症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样受到神经调控，视所处阶段不同,特定的神经递质可发挥强度不等的促炎或抗炎作用。肠道受自主神经（副交感与交感）支配，二者处于动态平衡，也参与了IBD的炎症过程。

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IBD患者存在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副交感系统功能受抑，而交感系统过度兴奋。动物实验也证实，刺激迷走神经、抑制交感神经活性，可以改善肠道炎症。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开展了一项探索性研究，通过植入电极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骶神经进行电刺激（骶神经属于副交感系统，其分泌的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有抗炎作用）。初步结果显示，接受刺激的患者临床症状、炎症指标、内镜下表现均有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睡眠状态等也有所提升。功能磁共振显示，治疗前与炎症或迷走神经相关的异常活动的功能核团活动趋于正常化。目前这项研究样本量有限且缺乏对照，未来需要完善设计、扩大样本量，通过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