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IBD组织（IOIBD）于2015年提出“选择IBD治疗目标（STRIDE）”这一概念，2021年4月在Gastroenterology上发表的更新的STRIDE-II共识增加了儿童和不同阶段的IBD患者的治疗目标。将临床应答、症状缓解和C反应蛋白（CRP）正常化列为短期目标，粪钙卫蛋白（FC）正常化为中期可行的治疗目标，在STRIDE-I中内镜愈合的基础上，增加恢复生活质量、减少残疾、以及儿童的正常生长为长期治疗目标。组织学缓解和透壁愈合不是IBD的治疗目标，但可作为内镜缓解的辅助手段来代表更深层次的愈合。与单一治疗目标相比，联合多种治疗目标能更好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此外，还明确了不同治疗药物达到预期目标如临床应答、临床缓解、内镜愈合、炎性标志物下降或正常的时间。

IBD的临床过程是高度不可预测和异质性的，目前的临床和分子分型不能准确预测IBD的病程。2021年6月发表在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上的用遗传风险评分（GRS）来评估遗传因素对IBD表型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GRS的CD患者出现纤维性狭窄和接受回盲部切除术的可能性更大；UC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与结肠CD的GRS相关，由共同的遗传基因MHC变异所驱动。而PSC的GRS与吸烟史呈负相关。识别这些与IBD表型相关的遗传因素，可能有助于药物的开发，为个性化的诊断检查或治疗提供基础。

肠道纤维化是IBD的常见并发症，在超过50%的CD患者中发生，而在UC患者中相关研究较少。2021年12月发表在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的一篇综述表明，肠道纤维化除可被肠道炎症触发外，也可以是一个主动的独立于炎症的过程，被特定的细胞（如肌成纤维细胞）、可溶性分子（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微生物等驱动。结肠镜和影像学技术以及组织病理学结果可提高诊断IBD肠道纤维化的准确性，对于评估患者病情、实现治疗目标很有意义。然而，尚无标准的病理组织学评分系统，也缺乏确切的可预测IBD患者肠道纤维化发生和发展的标志物以及诊断的非侵入性方法。近年来，辛伐他汀（Simvastatin）、吡非尼酮（Pirfenidone）等多种药物被证明可通过各种机制而发挥抗纤维化作用。即使没有批准用于治疗肠道纤维化的药物，但这些药物可能代表IBD有希望的抗纤维化治疗的方法。目前，在缺乏有效的抗纤维化治疗的情况下，预防策略应侧重于抑制肠道炎症，以降低纤维化发生的可能性。

2021年7月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上对新诊断IBD患者的管理方法的指导意见表明，基于人口学特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和血清学/粪便标志物等对新诊断的IBD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进行风险分层，有助于建立最合适的一线治疗和监测策略。对于早期中重度CD患者，无论有无合并狭窄或瘘管以及肠外表现，抗TNF制剂是首选。而对于病变局限于回肠末端的CD患者，腹腔镜手术切除可能较英夫利西单抗（IFX）更具成本效益，可作为一线疗法。而对于早期中重度UC患者，IFX是诱导和维持缓解的很好的选择。然而，IBD的治疗远不止于药物或手术，患者的整体健康在预防护理、营养服务和心理行为支持、预防残疾等方面也很重要。所以，IBD患者的诊疗应该包括一个全面的、个体化的评估及治疗的综合管理，并考虑到患者的反馈。

与一般人群相比，IBD患者焦虑和情绪障碍的发病率和患病率较高，合并心理疾病时会显著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30%~50%的IBD患者表示需要进行额外的心理治疗，然而，IBD的常规诊疗中并不包含心理支持。2021年5月发表在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上的一篇系统综述评估了心理治疗对IBD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疗法、接受和承诺疗法、压力管理计划、正念、催眠等心理治疗干预可能会改善IBD患者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疾病处于活动期的患者。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确定心理干预的效果，因此在日常IBD实践中是否实施心理治疗以及早期心理干预是否会带来益处，需要进行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来确定。

2021年5月发表在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上的一个报告表明，在合并COVID-19的IBD患者中，约1/3的患者至少停用了1种IBD药物。与UC患者相比，CD患者更可能出现停药情况。抗TNF制剂和免疫调节剂是最可能被停用的药物，只有不到40%的患者会继续采用两者联合使用的方式，而使用整合素或IL-12/23拮抗剂、激素以及5-ASA治疗的患者中超过2/3会继续用药，其中5-ASA是最可能继续使用的药物，其停药比例仅为4%。年龄、性别、种族、疾病严重程度等并不影响IBD患者的药物使用情况，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停药差异需要进行大样本的研究证明。此外，继续或停用IBD药物对IBD或COVID-19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急性重症结肠炎（ASC）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免疫抑制疗法，这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引起了特别的担忧。2021年6月在Gut上发表了更新的在COVID-19期间住院ASC患者的管理指南，该指南由14名不同学科的儿科专家组成的RAND小组制定，指出所有因ASC入院的患者都应在入院时进行SARS- CoV-2拭子检测并进行隔离。对所有SARS- CoV-2拭子阳性的患者，应邀请COVID-19相关的专家共同参与讨论。无论SARS- CoV-2状态如何，静脉注射甲基泼尼松龙是住院ASC患者的最佳的一线治疗方法，且所有患者需要进行预防性抗凝治疗；一线治疗第5天时小儿科溃疡性结肠炎疾病活动指数（PUCAI）>65的患者，应继续使用皮质类固醇并开始联合IFX治疗，而PUCAI在35~65之间的患者继续静脉注射皮质类固醇2~5天，对于PUCAI<35的患者，应该进行标准的超过8~10周的激素减量，激素减量期间，开始使用硫嘌呤维持治疗，可联合美沙拉秦。

2021年2月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上的一篇综述表明，不同种族和民族IBD的疾病表型、病变范围、疾病病程、治疗的不良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与特定的IBD风险等位基因有关。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IBD在治疗药物、手术率、手术结果、急诊和住院次数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由医疗获取机会的大小、保险覆盖范围、诊断的延迟与否、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及依从性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的。通过学习不同种族和民族IBD疾病在表型、表现和遗传等方面的多样性，纳入不同种族和民族的IBD患者进行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根据患者报告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改善获得医疗的机会，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等不断促进医疗公平。未来要进一步研究IBD的发病机制，解决医疗服务的局限性，更好实现个体化治疗。

与更加注重父母参与的儿科医疗服务不同，成人医疗服务鼓励独立自主，故从儿科向成人IBD医疗服务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技能。2021年6月发表在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上的一篇综述总结了影响转变技能的可控和不可控因素。早期有良好沟通的、年龄较大的、女性患者可能有较好的自我管理能力，而教育水平、心理健康状况、疾病活动情况、种族等似乎对自我管理能力无影响；转变持续时间与自我效能（独立行为的自信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抑郁和焦虑与自我效能呈负相关，IBD家族史也与较高的自我效能得分相关，年龄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似乎很小，用药类型对自我效能没影响，此外，更高的自我效能与知识水平和自我管理的提高相关；疾病/药物的知识和健康素养在白人中更高。通过明确对转变技能有影响的可控因素，有可能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但是，干预措施是否可改善过渡准备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与普通人群相比，IBD患者发生艰难梭菌感染（CDI）或定植的风险明显增加。由于IBD疾病活动与CDI的临床表现存在很大的重叠，导致CDI常常难以确认，这可能使IBD的病程复杂化，结肠切除风险增加。2021年7月发表在Current opinion gastroenterology上的一篇综述总结了IBD患者诊断及治疗CDI的流程（见图1），强调万古霉素和菲达霉素应作为IBD合并CDI的一线用药，所有复发的CDI患者中应考虑粪菌移植（FMT），强力治疗CDI治疗3天如症状不改善则需启动免疫抑制药物（如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

2021年IBD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为IBD患者个体化、规范化的综合管理提供了科学的指导。然而，目前IBD领域还存在诸多的挑战和争议，需要展开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来进一步探索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