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BD）的传统药物治疗面临“天花板效应”，迫切需要新疗法。“神经调控”作为一种靶向“脑-肠轴”的全新治疗范式，展现出巨大潜力。

其科学基础在于“胆碱能抗炎通路”。IBD患者普遍存在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而迷走神经活性受抑，而兴奋迷走神经则有效抑制关键促炎信号通路，这为神经调控提供了干预的理论依据和治疗靶点。

1.  有创植入式调控：

迷走神经刺激：对部分克罗恩病患者可诱导临床与内镜缓解。但存在植入复杂、不良反应多及对溃疡性结肠炎效果有限的局限。

骶神经刺激：能显著降低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Mayo评分、粪便钙卫蛋白等炎症指标，并最早在2-4周内缓解便血，同时还能改善患者焦虑、失眠相关的脑功能连接。

2.  无创调控：

体表电针/电刺激：刺激足三里（ST36）等穴位可安全驱动“迷走神经-肾上腺轴”，在动物模型中证实具有明确的抗炎作用，为未来无创治疗提供了方向。

心率变异性作为无创评估自主神经功能的金标准，在IBD管理中扮演着“预测者”角色。通过可穿戴设备连续监测心率变异性，可在炎症发作前数周识别生理变化，并有望预测生物制剂的疗效及术后睡眠障碍风险。

神经调控并非直接引发IBD的“火花”，却是控制炎症发展与持续的“关键阀门”。它为难治性IBD患者提供了超越传统药物的新选择，标志着IBD管理从单纯的“胃肠道疾病”模式，转向了“神经-免疫-内分泌”整合的系统性治疗新时代。未来，随着刺激参数的优化、无创技术的发展以及与生物标志物（如心率变异性）的深度结合，神经调控有望在IBD的个体化综合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呈现双峰分布，老年是第二个发病高峰，约10%~20%的新诊断IBD患者年龄超过60岁。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IBD发病率持续攀升。由于该群体常合并多种疾病、使用多种药物，且在临床试验中代表性不足，导致有效管理策略缺乏充分证据，疾病负担日益加重。

老年IB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现有证据表明，衰老过程中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受损、肠道微生态失调及免疫衰老共同参与其发生与发展。年龄增长导致肠上皮细胞衰老、肠道干细胞减少及紧密连接结构破坏，从而削弱黏膜屏障功能。研究显示，老年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结肠黏膜中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显著降低，屏障损伤更为严重。同时，衰老引起肠道菌群结构改变，表现为α-多样性下降、有益菌减少及潜在致病菌增多。动物实验证实，将老年小鼠的粪便菌群移植给年轻小鼠，可诱发后者出现代谢异常及肠道衰老特征，包括肠道炎症加重、端粒功能异常和屏障功能受损。

在免疫层面，衰老伴随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系统功能改变，形成以促炎为特征的“免疫衰老”，并使机体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即“炎症衰老”。本课题组研究发现，老年UC患者结肠中CD4⁺T细胞呈现明显衰老特征。将衰老CD4⁺T细胞过继转移至Rag^-/-小鼠体内后，其分化为更强促炎亚型并加重肠炎。机制上，衰老CD4⁺T细胞中METTL3表达上升，通过调控磷脂代谢关键酶cPLA2α，重塑细胞脂质代谢，进而影响其衰老表型与效应分化。

综上，衰老过程中肠上皮屏障、肠道微生态与肠道免疫系统三者相互影响，共同参与维持或破坏肠道稳态。针对这些机制，修复肠上皮屏障、调节微生物组以及开发细胞疗法等策略，有望为老年IBD提供新的干预途径。

目前我国幽门螺杆菌（Hp）感染率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大型研究一致证实：Hp感染状态与胃癌风险密切相关，未经治疗的感染者发生非贲门胃腺癌的风险显著增加，成功根除治疗可大幅降低该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仅部分Hp感染者最终会发展为胃癌，提示Hp存在高致病性菌株。硫氧还蛋白1（Trx1）和精氨酸酶在胃癌及消化性溃疡患者中表达显著升高，具有中等诊断价值。Trx1被证实可促进胃上皮细胞增殖、抑制氧化应激并诱导凋亡，Trx1与rocF的组合被认为是筛选高致病性菌株的潜在标志物。

胃癌发生是细菌因素、宿主遗传背景和免疫微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宿主同源重组修复基因的种系致病性变异与Hp感染协同，显著提升胃癌风险。非Hp微生物群在胃癌发展中有关键作用，微生物失调、有益菌减少或通过毒力因子和代谢产物等影响信号通路与免疫微环境，推动癌变。免疫机制上，CagA特异性的CD8⁺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TRM）在感染早期是控制病原体的关键效应细胞，其生成依赖CagA，受转录因子Hobit调控，为新型疫苗和免疫治疗提供新思路。血清CagA抗体根除后可能持续存在，可作既往感染追溯标志物。

降低胃癌发病的核心策略是阻断“炎症向癌变”演变。除传统根除Hp治疗外，中医药展现出潜在应用价值，例如中药活性成分木犀草素因其抗炎、抗氧化作用，在干预胃癌前病变中显示出良好前景。

Hp感染是胃癌可干预的关键因素，根除治疗成效显著。未来研究应重视感染过Hp人群胃癌的发病原因及机制的研究，聚焦于高致病性标志物的临床应用，规范感染过Hp人群的判定的客观方法，并积极探索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多途径干预策略，以实现胃癌的早期预防和有效控制。

根据JAMA杂志2025年7月在线发表的一项早发性胃肠道癌症综述报告：早发性（<50岁）胃肠道癌症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2022年全球报告的早发性胃肠道癌症中，结直肠癌最为常见（54.3%），其次是胃癌（23.8%）。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19年1月-2024年12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64例早发性胃癌（诊断年龄≤40岁，EOGC）患者临床资料，结果发现与晚发性胃癌（>40岁，LOGC）相比，EOGC患者多见于女性，低分化、印戒细胞癌比例高，贲门部不常见，症状隐匿，确诊时多为晚期。

EOGC具有如下临床病理特征：女性为主，弥漫型更常见，浸润溃疡型和弥漫浸润型占比高，多为未分化/低分化，分子分型以EBV病毒阳性型、基因组稳定型占比相对较高。

EOGC发病率上升原因包括：遗传易感性（CDH1、CTNNA1等相关基因突变），以及吸烟、酗酒、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蔬菜和水果摄入不多；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过多）、Hp感染、微生态失调、年幼时期抗生素不当使用等等，早期筛查胃癌高危人群则提高了EOGC诊断率。

临床针对EOGC应实施有效的三级预防策略。一级预防：即病因预防，包括Hp监测并根除，生活方式调整，尽力避免抗生素不当使用；二级预防：强调高危人群的及早筛查，对于符合遗传性弥漫性胃癌（HDGC）家族史的人群，应检测CDH1基因状态，一旦证实CDH1突变，就应评估预防性全胃切除术手术指征，或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每年内镜随访，而无CDH1突变者，也应接受定期的内镜随访；三级预防：EOGC患者应通过MDT，规范化治疗，努力提高患者生存率。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以及决策者、公共卫生机构、社区、专业人员等可多个层面协作干预预防EOGC，从儿童时期开始积极倡导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早期筛查发现遗传性癌症综合征。未来，通过多组学技术，结合遗传学、微生态、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等深入探究EOGC发生的生物学机制，优化筛查策略，努力提高EOGC早期诊断率，改善EOGC患者预后。    

近年来，AI在消化疾病诊疗领域前景广阔，发展动力源于临床实际需求。数据显示，全球每年超250万人死于消化道肿瘤，我国占比达三分之一，多数患者确诊时已中晚期，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消化内镜检查是早期发现病变的重要手段，但长期存在“看不全”“认不清”“报不准”三大难题，制约诊疗质量提升。为破解临床痛点，团队联合医工交叉技术力量，率先研发覆盖全消化道、支持实时影像分析的智能辅助诊断系统。该系统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色，可减少胃肠镜检查盲区，提升早期肿瘤识别率，提高诊断报告准确性与完整性，为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提供有力工具。

在此基础上，团队围绕“辅助诊断-疾病管理-基础研究”三大方向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例如上下消化道相关技术提升病变检出率与操作规范性；胆胰超声内镜全扫导航系统增强疑难病灶识别能力；智能随访、图文报告生成系统等优化诊疗流程与医疗质量管理效率。在患者服务与科研支持方面，患者辅助管理系统可自动识别疾病危险程度，为分级诊疗提供依据；文献自动分析与可视化分子调控网络平台提升医学机制研究效率，奠定临床科研深度融合基础。

展望未来，团队将聚焦消化系统疾病全流程智慧诊疗，构建整合型、闭环式智能医疗生态系统，推动消化道肿瘤智慧医疗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为“健康中国”战略贡献科技力量。

消化心身疾病是一类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躯体疾病。据报告，有45%~75%的消化疾病伴有心理社会问题。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功能性胃肠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中，精神及心理因素起了重要和关键性作用。除了功能性胃肠病外， 近年来研究表明精神心理在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消化心身疾病机制的研究涉及神经、内分泌、免疫、微生物及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其核心的机制为脑-肠轴（脑-肠互动）和微生物-肠-脑轴的作用。

脑-肠轴是指中枢神经系统和肠神经系统之间的双向联系网络，不仅影响胃肠的功能，也影响精神心理。近年来随着神经生理、电生理、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的进展，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脑和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胃肠功能的改变和胃肠的症状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增加，胃肠症状是脑肠相互作用紊乱的重要表现，常常伴有精神心理的症状。胃肠生理的很多方面包括动力、分泌与吸收、免疫等都是在神经的调控下，肠道也通过复杂的途径发送信息到肠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微生物-肠-脑轴被作为脑-肠联系的整合效应器。肠微生物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信号通道与中枢神经系统联系。微生物-肠-脑轴的联系途径有免疫系统、代谢产物和神经递质、迷走神经。研究显示迷走神经能够感受肠微生物的信号，免疫在介导肠微生物-肠神经系统-脑的联系中也起着作用。对消化心身疾病机制的理解改变了对心身疾病的认识，有助于发展整合心理干预和胃肠治疗的综合方法。未来可能通过调控脑-肠轴和微生物-肠-脑轴实现更精准的心身疾病治疗。

慢性假性肠梗阻（CIPO）是一种罕见的肠道动力障碍性疾病，临床诊疗过程中容易被漏诊和误诊，临床应提高对其的认识与重视。

病因与发病机制 CIPO根据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肠道神经系统、平滑肌和 Cajal 间质细胞的多重功能障碍。

临床表现 CIPO的临床表现根据病因以及消化道受累的范围和程度而有所不同，可分为直接症状、间接症状和并发症表现。直接症状与机械性梗阻相似，主要包括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便秘或腹泻等。而间接症状即肠外表现，为CIPO与机械性梗阻的鉴别提供了可能的线索。部分患者可能伴有体重下降、营养不良或肠外表现（如膀胱功能障碍、神经系统异常）。采集病史时应注意询问患者是否有结缔组织病、内分泌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或药物使用史，这些因素可能与继发性CIPO相关。

诊断进展 CIPO的诊断具有较大挑战性，主要依赖于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胃肠动力检测及组织病理学分析，且需要排除其他可能的疾病。对于符合CIPO症状和体征的患者，应遵循以下步骤逐步诊断：①排除机械性肠梗阻；② 评估肠道动力功能障碍；③寻找继发性CIPO的病因，必要时进行肠壁全层活检和基因检测以明确病理类型。

治疗进展 CIPO的治疗目标是缓解症状、改善肠道动力、纠正营养不良并减少并发症。确诊后需建立多学科协作团队、长期管理并实施个体化方案——加强患者教育，全程营养支持，个体化使用胃肠动力药并结合内镜治疗，外科治疗要严格把握适应证，避免不必要手术。近年来，CIPO 的治疗手段不断优化，如肠道微生态干预和小肠移植等带来了希望，但长期疗效与安全性有待验证。未来需深入理解其病理生理机制，多学科协作和精准医疗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光明的前景。

小肠因长度长、位置深、蠕动活跃，是消化疾病的诊治“盲区”。小肠镜兼具诊断与治疗价值，可减少额外检查需求，成为小肠疾病诊治重要手段。现广泛应用的主要是气囊辅助小肠镜（BAE），根据气囊的不同，又可分为双气囊（DBE）和单气囊（SBE）小肠镜。

小 肠 出 血：消化道出血患者经常规胃肠镜检查未发现病变时，需考虑小肠出血。DBE 对疑似小肠出血等疾病诊断率 60%~80%，SBE为65%~74%。使用 SBE 诊断小肠出血时应尽早进行，最好在出血 24h 内，不迟于 7d。

小肠克罗恩病（CD）：70%~80% 的 CD 患者有小肠病变，且小肠并发症多于结直肠，可能引发狭窄、梗阻等，因此小肠评估对 CD 的诊治和方案制定很重要。

小肠肿瘤：小肠肿瘤的主要表现为腹痛、肠道出血和肠梗阻等。DBE和SBE可精确活检、判断肿块性质并镜下治疗。

不完全性小肠梗阻：钡剂灌肠、CT等无法明确病因时，小肠镜可深入观察确定病变性质。

小肠息肉切除术：BAE下切除术微创、安全、并发症少，适合多发息肉患者，对幼儿Peutz-Jeghers综合征也有效。

小肠异物取出术：小肠异物虽然少见，但嵌顿时可能致穿孔、梗阻等并发症。BAE可安全有效取出小肠异物。

小肠出血内镜下治疗：小肠出血多因血管畸形所致，BAE是治疗小肠出血的有效方法，治疗方法多样，因病因而异。显性OGIB患者BAE总体治疗率61.1%，治疗后再出血率显著降低。

消化道重建术后ERCP：某些消化道外科重建手术可导致消化道局部解剖结构改变，使得一些传统内镜技术难以开展。BAE 可克服这一难题，成功率、插管成功率和手术成功率均较高，不良事件发生率低。

小肠狭窄扩张术：小肠镜已成为小肠狭窄的主流治疗手段，BAE下球囊扩张术治疗小肠狭窄的成功率高达94.9%；对于CD患者深部小肠狭窄，BAE 狭窄切开术后8周，71.4%的患者症状改善，不良事件率低。

总之，BAE安全有效，不良事件少，现已成为小肠疾病诊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功能性胃肠病（FGIDs）临床表现复杂，诊疗上仍面临多重挑战。FGIDs是一类以胃肠道症状为主要表现、常规检查缺乏器质性病变证据的疾病群。根据罗马Ⅳ标准，FGIDs被重新定义为“肠–脑互动异常”（DGBI），其发病机制涉及动力紊乱、内脏高敏感、菌群失衡及心理情绪等多维因素。全球约半数人群在一生中可能出现FGIDs相关症状。症状重叠广泛、病程迁延、治疗反应差，是临床诊疗的主要挑战。

中医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理念在FGIDs治疗中展现较好疗效。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从整体、功能与动态角度认识疾病，将多维症状和舌象等归纳为“证候”，实现个体化干预。这种“以证统病”的理念，与FGIDs身心互动异常、症状重叠、病机复杂的特征高度契合，为现代医学的疾病分类与综合治疗提供了新启示。

近十年中药复方治疗FGIDs的临床疗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不断加强。多项多中心、随机、双盲临床试验证实中药复方在FGIDs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例如枳术宽中胶囊、荜铃胃痛颗粒、香砂六君子颗粒、痛泻宁颗粒、麻子仁丸等，在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及功能性便秘等疾病中取得确切疗效。中药复方研究显示出“多成分、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特点，同时作用于胃肠动力、黏膜屏障、菌群及脑肠轴；其复方中的配伍原则“君臣佐使”体现出中药复方个体化、动态化的治疗思维。

推动中医药标准化与智能化进程，拓展FGIDs研究新空间。中医药在FGIDs的中西医整合研究中还具有广阔空间，一是证候诊断的标准化与客观化，推动中医辨证体系与现代检测指标相融合；二是疗效评价的多维化，构建融合患者报告结局、生命质量与生物学指标的综合体系；三是中医药治疗方案的智能化与普及化，借助AI实现“证候–方药”智慧匹配，提升中医药临床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