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大会关于发病机制方面，与会专家们详细剖析了IBD的病因与病理生理机制，为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随着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多个与IBD相关的易感基因，如NOD2/CARD15、IL23R、IRGM、ATG16L1等。这些基因的发现不仅揭示了IBD的遗传基础，而且为理解IBD的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研究单基因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机制对于理解IBD的复杂病理过程、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以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据报道，越来越多的单基因炎症性肠病（monogenic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mIBD）患者的IBD发病年龄超过16岁，他们可能与既往研究关注的极早发患者有所不同。同济医院肖芳教授团队首次将其定义为晚发型mIBD，并以婴儿期发病的mIBD为参考，探讨了晚发型mIBD患者的临床表型和致病特征。

该项研究检索了1990年1月至2023年10月期间全球报道的晚发（LO，大于16岁）mIBD和婴儿期发病（IO，小于2岁）mIBD详细病例，我们对两组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遗传特征、临床表现、治疗需求和反应，以及缺陷基因相关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汇总和比较分析。

研究最终共纳入了436例IO-mIBD和110例LO-mIBD病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IO-mIBD相比，LO-mIBD患者的近亲婚育史较少，杂合突变情况更多。LO-mIBD的克罗恩病（CD）样表型（43.6%），小肠疾病（58.4%）、狭窄并发症（31.5%）、淋巴细胞增多症（20.0%）和肉芽肿（21.8%）的病理特征显著多于IO-mIBD（p<0.05），而肛周病变（10.6%）和绒毛萎缩（5.5%）情况则更少见。骨骼肌肉相关的肠外异常在LO-mIBD中更常见，但口腔病变、复发性感染和周期性发热则更少见（p<0.05）。LO-mIBD患者的肠道切除术比IO-mIBD明显更多（p<0.05），而胃肠造口术和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则较少。两组患者的缺陷基因有所不同，SLCO2A1、GUCY2C和CTLA4是LO-mIBD患者中最常报道的缺陷基因。基于基因型-表型的分析发现，两组患者的差异特征与潜在的缺陷基因有关。上皮功能和抗菌活性相关基因的缺陷在LO-mIBD中更为突出，其所致的LO-mIBD患者的免疫学异常也较少。

本研究首次提出晚发型mIBD，并通过比较发现他们在某些表型特征上与既往关注的婴儿期发病人群有所异同，这些特征与潜在的基因缺陷有关。我们对晚发型mIBD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成年胃肠病学家初步了解这一患者群体，补充目前对晚发型mIBD的认识，并促进对晚发型mIBD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图1  婴儿期发病和晚发型mIBD患者与基因缺陷相关的临床表现

关于中国数据，专家们依据权威统计资料，深入分析了我国IBD内科医生和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疾病管理的临床现状，其认知差异可能影响疾病控制。

数据来自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吴开春教授带领中国39个IBD中心的患者调研，研究结果显示，与医生相比，在疾病意识方面，患者更关注症状的缓解。而当治疗目标设定为内镜缓解，改善炎症活动或皮质类固醇缓解时，医生群体则更加关注。同时，医生也更加关注黏液血便及直肠急症。对于所接受的药物治疗，79.43%的患者对治疗结果感到满意。尽管患者比他们的医生更关心糖皮质激素的使用（89.27% vs. 54.71%），但大部分患者（63.2%）至少接受过一次糖皮质激素治疗。此外，医生高估了患者对于生物制剂的知识掌握，57.55%的患者其实是不了解与生物制剂相关的安全性。最后，研究显示，有21.44%的患者愿意支付超过50%的家庭收入用于UC的治疗，这同时也体现了患者对疾病的重视度。

我们不得而知，就中国的临床现状而言，UC患者与医师对疾病特征的认知和治疗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更好地了解患者的担忧和全面的沟通将有助于控制疾病进展的共同决策，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必不可少。

图2    医生和UC患者确定的最可实现的疾病控制目标

针对IBD的治疗需要采取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及心理支持在内的综合性措施，以更有效地控制病情、降低复发风险，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新药物的不断出现，联合用药在许多医院的临床实践中普遍使用，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何瑶教授以5-ASA 与生物制剂的结合为主题，为大会精彩分享了联合治疗的互补机制和临床疗效。

图3  5-ASA通过多种途径恢复上皮屏障功能，促进黏膜愈合

鉴于组织学愈合作为IBD治疗的重要目标，日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我们认识到组织学目标是实现IBD患者长期治疗目标的桥梁。当前，IBD临床研究目标正逐步向黏膜愈合的方向发展，未来研究将致力于探索更具挑战性的终点，以期达到IBD的完全缓解。

尽管在现有治疗药物众多，包括传统药物如5-ASA等，及备受期待的生物制剂和多种靶点的小分子药物，溃疡性结肠炎的长期黏膜愈合率尚未达到理想水平，尤其是对于中重度患者。因此，理想治疗目标与当前实际疗效之间还存在差距。生物制剂的应用虽具有显著疗效，但其局限性亦不容忽视，主要源于原发性无应答和继发性失应答或不耐受。在使用TNF抑制剂的患者中，原发性无应答和继发性失应答的比例较高，对二线药物治疗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耐药性的产生可能是导致生物制剂失去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鉴于上述挑战，联合疗法成为了一种值得探索的治疗策略。尽管当前联合疗法多侧重于新型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但传统5-ASA在联合治疗中的潜力亦不容忽视。5-ASA通过多靶点抗炎作用，降低上皮通透性，加速肠上皮细胞愈合，其机制与生物制剂的作用相辅相成。多项研究支持了5-ASA联合生物制剂在IBD治疗中的有效性。

2024 ECCO会议上报道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³，纳入了 132 名接受UST联合5-ASA治疗的中重度UC患者。研究显示，在联合5-ASA治疗的患者中，第16周临床缓解率可达到74%，并且联合5-ASA是第54周临床和内镜缓解的保护因素，OR值高达3.69。另一项来自瑞士的研究⁴，包括366名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的UC患者，其中170名患者接受5-ASA和生物制剂的联合治疗。结果显示，当使用生物制剂和 5-ASA联合疗法时，与仅使用生物制剂治疗相比，可以降低一定的手术率（8.2% vs. 2.9%; P=0.032）。此外，一项意大利调研⁵，包括110 名年轻的意大利胃肠病学家和内镜医师，目的是调查在常规实践中使用5-ASA的情况。值得分享的经验是，该调研显示80%的IBD医师在开始使用免疫调节剂或生物制剂时仍然联合5-ASA。另一项研究中⁶，101名IBD患者接受了一年的抗TNFi治疗，然后停用。其中，停用后仍有79%的患者继续服用5-ASA。而当停用抗TNFi后病情复发时，33%的患者会选择5-ASA来控制病情。一项来自于黎巴嫩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⁷，纳入了81名IBD患者，其中40名是UC患者，41名CD患者。通过两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停用抗TNFi后，5-ASA 维持治疗与未使用5-ASA维持治疗的患者相比，可显著降低生命风险，OR值为0.08。因此，仍继续使用5-ASA是实现内镜愈合的一个非常强的保护因素。

抗炎和黏膜修复是治疗UC的关键点，鉴于5-ASA长期使用具有多种途径的抗炎作用，并能恢复上皮屏障功能和完整性，与生物制剂的作用机制相辅相成。因此将5-ASA与生物制剂相结合，有可能更好地抑制炎症，促进黏膜愈合。多项国内外临床研究表明，5-ASA联合生物制剂治疗UC可以提高临床缓解率，降低手术率及复发风险。长期使用还能起到化疗预防作用，降低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