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樊代明院士以《整合医学宣言》开启精彩报告。樊院士提出整合医学的两大重要主张。其一，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专业、专科应将局部所为置于整体中进行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理，避免片面强调局部而使整体分析失真、处置失当、效果失常。其二，整合医学强调既要针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采取行动，更要充分调动人体自然力，如生命力、自愈力和免疫力来防治疾病、恢复健康，而非过度依赖药片和手术刀片。同时，樊院士介绍了整合医学的十大思维，其中反向思维在当下具有重大意义。

日常医生习惯以正向思维诊断患者，综合症状、体征和检查结果分析以确诊疾病，但WHO统计显示，门诊疾病确诊正确率仅为50%，出院诊断错误率高达25%，可见正向思维存在局限性。在整合医学中，反向思维意味着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面对疾病，传统思维聚焦特定致病因素进行针对性治疗，而反向思维则综合考虑患者整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开拓新治疗思路，促进医学进步和医生成长。

随后，樊院士通过多个临床案例阐释反向思维的定义及临床意义。他强调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不能套用别人经验；医学如同世界万物，有正反、左右、上下之分，医生的诊疗不能片面，需整合所有数据指标进行诊疗，也要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看最好的病。同时，医生不能果断下定义，世界的条条框框是人为定义，并非四海标准，医学亦如此，要多说“等等看”。

反向思维要求医生学会更多知识、请教他人。很多医生外出学习只关注本专业内容，永远是本家；学习自己不会但其他人会的本事，成为专家；涉足自己不会其他人也不会的领域，才可能成为大家。

整合医学以人为整体，将医学各领域先进知识理论与临床专科有效经验技术有机整合，这是医生的本质所在。在医学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重视整合医学，运用反向思维，全面提升医疗水平，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由于急性胰腺炎（AP）整体治疗水平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因此唐承薇教授将其比作森林大火，目前的治疗方案称为“打隔离带”，这也更加凸显了防控AP的重要性。

而在防控AP当中，流行病学调查、AP的病因及发生机制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唐教授就此次报告重新梳理了AP的病因包括胆道疾病、过度饮食、酒精等，还有40%的AP患者病因不明，需要进一步的病因研究来明确。

唐教授强调，实验医学及临床医学对病因的研究结果需要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作出最后的判断。通过分析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找出某些因素与疾病或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提供病因线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出初步的病因假说，还能够通过验证证明这些假说，进一步确定疾病的因果关系。唐教授在报告中列举了多个华西团队针对AP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并发现了对AP病因、机制的新认识——脂肪胰+胰管不畅或可引发AP。

最后，唐教授就AP的防治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并就消化医生的作为提出自己的观点。面对老龄化带来的AP增加的问题，消化医生应关注胰管因素、掌握ERCP等技术指征、重视癌前病变筛查及遗传检测等，并对脂肪胰相关问题如饮酒、肥胖提出科普与指导建议，合理配置疗资源。

长期以来，难治性炎症性肠病（IBD）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中。ECCO共识（2021年）、IOIBD共识（2023年）中对IBD的定义均不相同，考虑与难治性IBD的病因有关，如遗传因素（多基因易感位点、单基因IBD等），其中单基因IBD的发生机制复杂；动态变化的免疫紊乱，即难治性IBD的细胞因子水平随疾病阶段和患者特征动态变化，可能影响药物疗效。同时，难治性IBD惠者存在靶向治疗通路以外持续激活的炎症因子，有待进一步研究。

陈旻湖教授进一步说到，难治性IBD的处理策略也仍在探索中，且非常棘手。难治性IBD患者需要进行精准的个体化处理，需要消化科及结直肠外科医师共同参与，加强营养及心理支持。但是否存在合并影响疗效的临床效果，患者依从性如何，疗效评价指标是否客观、准确，是临床医师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目前，难治性IBD的处理策略包括转换治疗（生物制剂、沙利度胺、他克莫司、甲氨蝶呤），联合治疗（联用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以及其他治疗（干细胞移植、营养治疗、参加临床试验等）。其中，联合用药需选择作用机制互补，而非机制重叠的药物，如乌司奴单抗+维得利珠单抗、维多利珠单抗+抗TNF单抗或JAK抑制剂。陈旻湖教授最后提出，若上述治疗均无效的情况下，入组新药临床试验也是难治性IBD患者的一种选择，干细胞移植和免疫细胞治疗值得期待。

在三位专家精彩的报告之后，会议进入了互动交流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消化病学领域的医生们纷纷举手提问，问题涵盖了多个方面，专家们也都一一耐心解答，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不断碰撞!

会议现场花絮

口头壁报区交流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