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菌群与大多数疾病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往往是复杂的：有时是因，有时是果，有时则构成因果互作的网络。在肿瘤治疗领域，尤其是免疫治疗方面，聂勇战教授表示调节肠道菌群已成为极具潜力的干预方向。

以PD-1/PD-L1抗体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过去十年中为部分晚期肿瘤患者带来了显著疗效，甚至可实现长期缓解。例如，在携带错配修复基因缺陷（如林奇综合征）的消化道肿瘤患者中，单纯使用PD-1抗体即可使超过90%的患者甚至晚期达到临床治愈，这为该类以往被认为是难治性的肿瘤提供了革命性治疗方案。

然而，在绝大多数消化道实体瘤（例如结肠癌、胰腺癌、胆囊癌、肝癌等）的治疗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靶向或者放疗等，其疗效仍不尽如人意。为提升治疗应答率，研究者尝试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肿瘤疫苗、溶瘤病毒、CAR-T细胞等其他免疫疗法联合应用，但这些策略往往伴随着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叠加的风险，从而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在此背景下，聂教授指出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以增强免疫治疗疗效、降低毒副作用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目前主要干预手段包括FMT、复合益生菌及益生元等；其中，FMT因其直接、快速的特点，被视为最具转化潜力的方法之一。

FMT的本质是将健康供体的肠道菌群经处理后移植到患者肠道内，相当于为“贫瘠的土壤”置换“肥沃的泥土”，从而重塑微生态平衡。近五年来，多项临床试验表明，FMT能够提升部分肿瘤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响应，并减轻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然而，现有数据显示仅约30%的患者能够从中显著获益，这提示FMT的疗效存在人群异质性。

如何筛选出最有可能从FMT中获益的患者群体，是实现精准医疗的关键所在。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研究人员结合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免疫细胞因子分析等多组学技术，寻找可预测疗效的伴随诊断标志物，包括特定菌株、代谢小分子或蛋白质表达谱等。此外，聂教授表示该领域的进展也离不开国家科研投入、科学家、临床医生与生物医药领域企业界的多方协作，只有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才能推动肠道微生态治疗向标准化、个体化迈进。

在消化科门诊中，功能性消化不良（FD）及其他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常伴有焦虑、抑郁、失眠等精神心理异常，这背后存在“脑-肠轴”或“肠-脑轴”双向调节的神秘表征仍未被揭示。肠道菌群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途径与中枢神经系统相互作用，成为连接消化疾病与精神心理状态的重要桥梁。

面对这类共病患者，聂教授认为临床干预需首先进行精准分型，大致可分为三类：

• 消化疾病主导型：现代科普信息某些方面存在泛滥的情形，患者容易出现自我误诊的情况，尤其会因对疾病过度担忧而引发焦虑、抑郁等异常精神心理状态，从而加重原有的消化系统疾病。对于这类患者，在治疗原有消化疾病的同时，还应给予抗焦虑、助眠等药物进行辅助治疗，并结合心理疏导，会更为有效、更为快速和彻底地达到治愈或改善的目的。  

• 心身易感主导型：患者本身属于焦虑、抑郁易感人群，消化系统症状可能是其心身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对于此类患者，治疗应以精神心理干预为主导、消化科治疗为辅，必要时由心身科医生牵头进行整合治疗。

• 一过性心身反应型：此类患者平素心理健康，但会因疾病症状与信息误解产生短暂的精神心理异常。针对该种情况，聂教授表示患者通常无需药物干预，通过消化疾病的有效治疗与医患沟通即可得到缓解。

随着宏基因组测序等技术成本的下降与普及，未来有望实现对肠道菌群-心身共病的更精细分型。通过整合临床表型、微生物组、代谢组等多维度数据分析，发现关键调控因子和标志物，经过规范化的临床验证，建立诊断与预后标志物体系，将为患者提供真正个体化的微生态调节方案，实现真正的精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