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Laimas Jonaitis，立陶宛考纳斯生命科学大学

背景和方法：欧洲幽门螺杆菌管理登记研究（HP-EUREG）是一项国际、前瞻性、非干预登记研究，旨在评估欧洲消化科医生对Hp的管理。数据在AEG REDCap e-CRF（2013-2021）登记，纳入样本量＞100例的国家。这项报告主要评估欧洲诊断Hp的常用方法，结果总结为绝对频率和相对频率。

结果和结论：分析了来自20个国家的34,920例患者（平均年龄51岁；61%为女性）。在初始诊断时，71%的患者（19801例）接受了侵入性检测，41%（11369例）接受了非侵入性检测，12%（3437例）两种方法都使用。组织学检查是最常用的方法（43%）、其他依次为快速尿素酶试验和尿素呼气试验（UBT），如图1。侵入性方法的使用频率在50岁以上人群和50岁以下人群分别为77%（11179例）和65%（8603例），这个比例在不同国家有很大差异。

确认根除使用的方法以非侵入性方法为主（n=32540，93%），主要是UBT（n=32550，78%）。可见，在欧洲Hp初始诊断和确认根除的诊断试验方法选择存在异质性，应对实践操作显著背离指南的原因进行分析。

报告人：Xianzhu Zhou，中国上海长海医院

背景和方法：关于家庭Hp感染的流行病学数据（总家庭中Hp阳性家庭的比例）很少。这项研究旨在确定我国家庭Hp感染的流行率，确定相关危险因素，并评估家庭成员感染Hp对儿童感染的影响。研究者对中国大陆29个省份家庭（家庭成员≥2）的Hp感染率进行了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通过调查问卷和¹³C尿素呼气试验确定家庭、全年龄人群及未成年人（<18岁）的Hp患病率。

结果和结论：最终纳入31,098名受试者，来自10,735户家庭。家庭的Hp感染率为64.61%，在全年龄人群为35.20%，在未成年人中为20.21%。家庭感染Hp的独立的家庭内危险因素是共用杯子和家庭成员多。相反，多代人共同居住是一个保护因素。儿童期感染与父亲和母亲的Hp阳性状态显著相关。中国不同省份的Hp流行模式不同，可分为四种。上述结果提示：我国家庭Hp感染率远高于个体Hp感染率。共用杯子、家庭规模较大和少代户是家庭Hp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感染Hp的父母是儿童Hp感染的潜在来源。

报告人：Manuel Valenzuela-Valderrama，智利中央大学

背景和方法：已发现Hp的慢性感染与多种胃外疾病有关，其中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这项研究评估了Hp的分泌性外膜囊泡（Hp-OMV）在体内、外对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功能的影响。

研究者使用排阻色谱法纯化Hp的60190 OMV，使用纳米跟踪分析其特征；随后用OMV处理DTNIC1星形胶质细胞，并通过免疫印迹和免疫荧光检测其对星形胶质细胞的影响，将OMV处理过的星形胶质细胞与CAD神经元共同培养。此外，研究者还将Dir标记的OMV通过尾静脉注射到BALB/c小鼠体内，监测其大脑分布，在体外通过显微镜观察神经突起的回缩以及观察体内的神经损伤，评估OMV对神经功能的影响。

结果和结论：在体外，Hp-OMVs可激发星形胶质细胞反应性，促进神经突起回缩。通过尾静脉注射的Hp-OMV可在小鼠大脑中检测到，表明这些OMV可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其在大脑中的分布与星形胶质细胞反应性和神经元损伤的部位一致。上述结果说明：Hp-OMV在体内和体外均可改变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功能，提示Hp可通过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囊泡触发全身效应，并改变脑内稳态。

报告人：Celia Carlini，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天主教大学

流行病学研究以及一些基础研究提示，Hp感染与阿尔茨海默病（AD）相关。Hp产生的尿素酶（HPU）具有促炎作用，可诱导细胞因子和类花生酸的产生、中性粒细胞活化、细胞旁通透性增加，从而促进组织损伤，并且这些效应是不依赖于酶的。

这项研究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证明了HPU的神经毒性。用HPU（50~300 nM）处理SH-SY5Y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后者可产生活性氧（ROS），细胞内Ca²⁺浓度增加。用HPU（50~300 nM）培养BV-2小胶质细胞，可使其活性降低并产生ROS、IL-1β和TNF-α。给大鼠每天注射HPU（5 μg，i.p.），持续1周，海马匀浆中的Tau蛋白在Ser199、Thr205和Ser396位点过度磷酸化，总Tau蛋白水平或GSK-3β水平无变化，小胶质细胞活化标志物（Iba1）过度表达。但在脑匀浆中未检测到HPU。行为测试未发现认知障碍，表明神经炎症处于“前驱期”。这些数据支持Hp感染与tauopathies（如AD）有关的既往证据，这一相关性可能是由Hp的尿素酶介导的。

报告人：Samuel J. Martínez-Domínguez，西班牙Lozano Blesa和Ceberehd大学临床医院

目的和方法：Hp对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或甲硝唑的耐药可导致根除治疗失败，因此在补救治疗时应避免选择前次根除治疗时使用过的抗生素。另外，鉴于喹诺酮类药物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不建议在一线治疗中使用该药。该报告为对Hp-EUREG研究的改良意向性治疗分析。

结果和结论：共纳入来自29个国家的45,778例患者：西班牙（40%）、俄罗斯（16%）、意大利（10%）、斯洛文尼亚（8.1%）和立陶宛（4.8%）。80%的患者（36,699例）进行一线治疗，14%（6435例）进行二线治疗，5.7%（2644例）进行三至六线治疗。一线治疗中使用左氧氟沙星的比例为2.6%（952例），其用量逐年下降，从2013年的15%下降到2021年的5.9%，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一线根除失败行二线治疗时，重复使用克拉霉素、甲硝唑或左氧氟沙星的比例分别为16%、18%和28%（表）。总的来看，近年来欧洲一线治疗中喹诺酮类药物的错误使用有所减少。在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或甲硝唑一线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重复使用相同抗生素的情况仍然多见。

报告人：Rute Ferreira，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生物工程中心等

Hp耐药问题日益严重，影响根治成功率。因此，WHO将耐克拉霉素Hp定为抗生素研发的高度优先细菌。（细菌）噬菌体是一种可感染细菌的病毒，也许可用于对抗Hp感染。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在葡萄牙人群中收集了74株Hp菌株，采用基于PCR的新型方法筛选噬菌体基因。随后对所选菌株进行测序，通过紫外线辐射尝试分离原噬菌体，并对分离出的3种噬菌体之一的遗传学和生物学特点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结果和结论：基于PCR的检测显示，14株菌株中存在目标噬菌体序列，通过诱导成功释放出新的噬菌体。其基因组长度为31162 bp，G+C含量为37.1%。这种原前病毒能够对5种菌株形成噬菌体斑块，在体外胃消化模型中性状稳定，并且能够在感染后长达24 h的时间内时使HP种群维持在低水平。研究说明，使用这种新的PCR筛选方法能有效筛选出携带前噬菌体的菌株，从而分离出新的具有一定有效性且性状稳定的Hp噬菌体。距离我们使用噬菌体疗法来对抗Hp感染或许又近了一些。

报告人：Jyh-Ming Liou，中国台湾大学医院

目的和方法：该研究旨在比较两种补救治疗方案根除Hp的疗效及根除Hp后肠道菌群抗生素耐药组的长期变化。研究纳入了560例一线根除治疗失败的Hp感染者，将其按1∶1的比例随机分组，分别接受左氧氟沙星四联疗法（艾司奥美拉唑、阿莫西林、甲硝唑和左氧氟沙星，14天，EAML组）或铋剂四联疗法（艾司奥美拉唑、铋剂、四环素和甲硝唑，10天，BQ组）治疗。通过鸟枪基因组测序分析粪便样本的微生物群组成。

结果和结论：EAML组和BQ组的根除率分别为87.9%（246/280）和87.5%（245/280）（P=0.898）。治疗第2周时粪便微生物多样性出现一过性紊乱，在治疗1年后恢复到基线状态。治疗第2周时，EAML组（P=0.00017）和BQ组（P=4.3×10^-10）的总耐药组显著增加，从第8周开始恢复到治疗前水平。第2周时，EAML组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氨苄西林和各种头孢菌素的耐药率显著高于BQ组。总之，作为补救治疗时，左氧氟沙星四联疗法并不亚于铋剂四联疗法。治疗引起的抗生素耐药/耐药组的短暂增加以及粪便微生物多样性的紊乱，在根除治疗后数月至1年基本恢复到治疗前水平。

报告人：Paulius Jonaitis，立陶宛生命科学大学

目的和方法：该研究比较了老年人群和非老年人群中根除Hp的一线和二线方案的疗效。研究分析了Hp-EuReg中2022年前纳入的数据，将受试者分为非老年人（18~59岁）和老年人（≥60岁）。

结果和结论：研究共纳入34994例（71%）非老年患者和14467例（29%）老年患者。在一线和二线治疗中，分别有45%和51%的患者接受了四联疗法，三联疗法的使用率均为44%。在非老年人群中，一线治疗的总有效率分别为89%（符合方案集分析）和88%（改良意向性治疗分析），在老年人中分别为90%和89%（P<0.05）。二线治疗的总有效率在两个人群均为84%（两种分析结果相同，P>0.05）。各线应用的主要6种方案及其疗效如表所示。

总的看来，欧洲整体的Hp根除有效性和常用一线和二线方案的有效性均为次优（<90%）。四联疗法的疗效理想（>90%）。老年患者和非老年患者之间未观察到有临床意义的区别。

报告人：Nianshuang Li，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背景和方法：Hp是胃癌的最强危险因素。Hp感染引起普通胃炎，按照科雷亚级联反应的规律发展为肠化生和胃癌。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对来自18名患者未感染Hp和感染Hp的慢性胃炎、肠化生和胃癌等病变组织的124,548个细胞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阐释其转录组学全貌。

结果和结论：根据已知的标志性基因，共鉴定出26个不同的细胞谱系簇，可分为9种不同的细胞类型。在胃癌的进展过程中，上皮细胞的比例逐渐降低，而肿瘤中内皮细胞和髓样细胞的比例明显升高。研究者发现：与未感染Hp的样本相比，感染Hp的样本中上皮细胞比例增加，髓样细胞比例减少。针对所有上皮细胞的亚聚类分析显示它们为不同的细胞谱系。肿瘤细胞具有较高的拷贝数变异（CNV）信号，定位于胃癌组织。特别的是，肿瘤细胞高表达KRT17和ISG15基因，而且在从胃炎到肠化生、到胃癌的进展过程中，这两种基因的表达逐渐上调。此外，几乎所有肠细胞都来自化生组织。肠细胞中独有的上调基因包括KRT20、ANPEP、FABP1和PHGR1。轨迹分析表明，胃小凹的黏膜细胞可以转分化为肿瘤细胞。

报告人：Lamia Azzi-Martin，法国波尔多大学

人类经常会暴露于一些细菌基因毒素，例如细胞致死性扩张毒素（CDT），其活性部分CdtB亚单位可诱导宿主细胞的DNA损伤，是一种致癌诱因。来自小鼠病原体肝螺杆菌的CDT已被证明与小鼠肝癌的发展直接相关。初步研究表明，CDT可诱导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本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感染了肝螺杆菌的小鼠的肝组织、人上皮细胞系和表达肝螺杆菌CdtB的异种移植小鼠模型，对EMT的各个步骤进行了研究。

EMT过程的多数步骤都在研究模型中得到了重现。微阵列数据显示EMT相关转录物的调节具有CdtB依赖性。EMT的关键转录调控因子（SNAIL1和ZEB1）和EMT标志物（波形蛋白、纤连蛋白和α5β1整合蛋白）的表达在RNA水平和蛋白质水平上都对CdtB作出反应性上调。CdtB还诱导细胞连接的解离，导致细胞个体化和获得纺锤状形态。CdtB激活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达和活性，增加细胞运动。这项研究表明，CDT/CdtB诱导EMT过程激活，支持“产基因毒素的细菌感染可促进恶性转化”的观点。

报告人：Huan Wang，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和方法：对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的关注近年来主要集中在SARS-CoV-2的受体这一“身份”。有研究显示Hp阳性患者感染SARS-CoV-2后表现出更严重的胃肠道症状。为探索ACE2与Hp感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建立了Hp感染的胃上皮细胞体外共培养体系和C57BL/6小鼠体内模型，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Hp体外和体内感染对ACE2表达的影响，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Hp感染小鼠胃黏膜组织中ACE2的表达变化。同时，研究者还收集了28对胃癌和癌旁组织标本，检测了ACE2在胃癌和癌周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最后，构建过度表达和敲除ACE2的细胞系，检测ACE2对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结果和结论：体外和体内感染Hp均能显著上调ACE2的表达，胃癌组织中ACE2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细胞生物学功能实验表明，ACE2过度表达可显著促进胃上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这提示ACE2可能参与了Hp感染的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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