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这一仅占人体净重1.5%~2.5%的器官，却承载着复杂多样且多数不可替代的核心生理功能。肝脏的功能是多维性的，尤其是其核心功能体系复杂而又精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核心合成功能：作为人体主要合成工厂，肝脏承担着绝大部分蛋白质（如血浆蛋白）及脂质类物质的合成重任；

• 关键生物转化：肝脏是解毒与代谢的核心枢纽。无论是将具有神经毒性的血氨转化为尿素经肾排泄，还是将衰老红细胞释放的胆红素转化为可排泄形式，或是对药物及酒精进行代谢转化，均依赖肝脏强大的生物转化能力；

• 重要排泄途径：除肠道与肾脏外，肝脏亦是关键的排泄器官。例如，重金属铜主要依赖胆汁途径经肝脏排泄；

• 早期造血与营养转化：在胚胎期及出生后早期骨髓功能尚未健全时，肝脏与脾脏是主要的造血场所。此外，摄入的营养物质也必须经过肝脏的转化才能真正为机体所利用；

• 卓越的再生能力：肝脏具有强大的再生潜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和修复受到损伤的组织。当肝脏受到炎症、感染、肝病、酒精滥用或部分切除等因素的损伤时，肝脏细胞会通过细胞分裂和再生来修复受损的组织。

肝脏上述功能的复杂多维性决定了单一指标评估存在固有局限，其灵敏度与特异性常难满足精准诊疗需求。因此，综合评估肝脏“整体风貌”至关重要。

2025年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年会中，汤教授团队的研究入选大会壁报交流。该研究聚焦慢性乙型肝炎（HBV）相关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建立了再代偿预测模型。该模型从炎症和蛋白合成两大核心维度进行了预测评估：

• 炎症维度：炎症状态在重症肝病进程中扮演着驱动性角色，是近年研究热点。汤教授指出，即使经积极治疗病情稳定的重症患者，一次普通感冒或感染引发的炎症反应即可导致肝功能急剧恶化，凸显炎症监控在重症肝病中的重要性。

• 蛋白合成维度：作为肝脏基础且关键的功能，蛋白合成能力是评估肝脏储备功能的核心指标。

汤教授指出该模型旨在更全面地评估肝脏功能状态与炎症水平，间接反映其再生与代偿潜力，为临床预后判断和干预决策提供了新视角。

炎症细胞可以反映机体免疫状态、辅助疾病诊断及评估病情进展等方面。通过检测血液、组织或分泌物中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数量及比例变化，可帮助判断感染类型、炎症活动度、过敏反应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但是，汤教授表示，在炎症评估方面，复合炎症指标较单一血细胞计数更具价值，例如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比值（N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MLR）等指标，在肝病、胰腺炎、肿瘤及脓毒血症等多种疾病中，对炎症水平及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显著优于单一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计数。这主要是因为复合指标可以从不同免疫细胞亚群互动的角度更综合地反映机体炎症状态。

基于此，汤教授所在的西部战区总医院检验科已在检测系统中集成软件分析功能，可以直接报告NLR、MLR等比值指标。这种便捷的方式极大便利了临床医生获取与应用这些高价值信息，有助于医生在临床实践中逐步体会并验证其对炎症反应评估的优越性。汤教授表示，此类指标的推广无需增加额外检测成本，仅需软件处理现有血常规数据，即可显著提升炎症评估效能，是推动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高效转化的典范。

未来，汤教授认为想要深化对肝脏功能多维度评估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不断细化研究不同病程阶段、不同患者群体中各指标（包括NLR、MLR等）的动态变化规律与临床意义。这就需要更多临床医生关注并参与到肝脏功能多维度评估体系的构建、验证与应用中，共同推动肝病精准诊疗的进步。

肝硬化并发症包括腹水、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门静脉高压、原发性肝癌等等，对于上述并发症的管理，同行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汤教授主要从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定位、激素应用以及肝衰竭病因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分享：

在西方国家，TIPS主要作为肝移植前的过渡治疗。西方国家因肝源相对充足，患者等待移植期间若发生消化道出血，可通过TIPS控制门静脉高压，移植后再移除分流装置。然而，我国尤其西部地区肝移植条件有限，多数患者难以接受移植，TIPS仅作为独立治疗手段而非过渡方案。

汤教授建议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进行分层管理，对于病因得到控制（如经抗病毒治疗）的患者，门静脉高压转归可分三类：

• 再代偿良好型：肝功能及门静脉高压显著改善，无需额外干预；

• 稳定型：门静脉高压未缓解但未进展，内镜下曲张静脉处理可维持病情稳定；

• 恶性进展型：门静脉高压持续恶化，形成“门静脉高压-内脏高血流-压力再升高”的恶性循环，TIPS微创治疗可将血液有效进行分流，降低门静脉压力，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TIPS应用的核心矛盾在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对生存的影响较小，但门静脉高压是直接致死因素，当药物无法阻断恶性循环链时，通过TIPS分流降低压力是治疗的关键选择。但指南尚未将TIPS纳入肝硬化并发症治疗的一级预防措施中，因此，对于再代偿能力差者（如特发性非硬化性门静脉高压、四川血吸虫病、早中期门静脉高压显著但肝功能尚佳者），是否应更积极实施分流值得探讨，这也是实施TIPS的争议所在。

对药物性/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尤其40岁以上女性患者，常规保肝药难以控制进展时，激素治疗可阻断病理进程，部分患者可能实现再代偿甚至逆转。即使晚期患者，激素亦能延缓病程。但临床对激素应用仍持谨慎态度，需综合评估患者的风险获益，个案研究显示合理使用可显著改善预后。

东西方肝衰竭预后存在显著差异，我国的肝衰竭病因以乙型肝炎为主，多为单器官损伤，通过抗病毒治疗可有效控制病因，非移植患者1年生存率超2/3（西部战区总医院2014年数据）；而西方以酒精性、药物性肝损伤为主，多系统受累且缺乏特异性治疗，生存率较低。

相比西方国家，我国肝衰竭虽然生存率高，但也面临着一定的学术困境——病因差异导致我国肝衰竭研究难以在国际期刊发表高质量文章。汤教授表示，近期国内专家牵头制定的《慢加急性肝衰竭诊治指南（2025年版）》，通过整合病因学及多器官损伤标准，旨在推动与国际接轨，缩小认知差距。

汤教授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一直都专注于疑难罕见病例的研究，是因为自己在刚刚进入临床工作时，就接触了一例巨大肝脏患者，这个病例令他终生难忘。当时，他在为患者查体触诊时肝脏坚硬如砖，甚至在脐周即可触及肝脏，肝穿刺检出大量淀粉样物质，这种淀粉样变性是导致患者肝脏发生质变的原因，从这个病例就激发了自己对此类病例的探索欲。此后，自己也能通过触诊就初步判断此类病例。但是，为什么这些患者的肝脏发生淀粉样变？寻找更进一步的病因成为预防及早诊和治疗这些患者的更关键一环。

为解开谜团，汤教授进行了系统文献检索，发现全球权威机构如梅奥诊所、麻省理工及国内协和、西京医院等对此类病例报道较多，不过对于淀粉样病变的诊治仍存在两个现实问题：其一，许多患者因未能确诊延误治疗；其二，即便确诊，部分疾病仍缺乏有效疗法。汤教授强调明确诊断始终是临床工作的基石——它为可治者指明方向，同时也避免对难治者行盲目的干预。

通过深入分析这类疑难病例，汤教授逐渐认识到，要想更好地诊治这些疑难病例，需要通过医教研协同发展来促进诊疗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既要开展科学研究，来探索疾病机制，完善对疾病的认知；也要培养更多医生对疑难病例诊治的临床思维，扩宽他们的知识维度，提高对细微征象的敏锐性，积累大量案例。汤教授认为，我国庞大人口基数也就伴随有丰富的罕见病例资源，攻克此类疾病，常能触类旁通提升重症疾病的诊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