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host disease，GVHD）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llo-HSCT）后患者出现并发症和非复发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我国中、重度急性GVHD的发生率为13%~47%。

急性GVHD常累及皮肤、胃肠道和肝脏3个系统，其中胃肠道急性GVHD的发生率可达60%。胃肠道急性GVHD上消化道受累常表现为厌食、消化不良、恶心和呕吐；下消化道受累通常较严重，表现为腹泻（伴或不伴便血）、腹痛和肠梗阻，其严重度与患者预后不良呈正相关。当怀疑胃肠道急性GVHD时，建议完善消化内镜取组织进行病理评估以确诊。内镜下可见黏膜水肿、点状红斑、黏膜糜烂、浅表溃疡和黏膜脱落等表现，且外观正常的黏膜并不能排除受累可能性；病理特征为上皮细胞凋亡伴坏死隐窝内凋亡小体积聚。

进行allo-HSCT后，致病微生物及胃肠道急性GVHD均可引起腹泻。因此，当考虑免疫抑制治疗时，必须警惕患者是否存在感染。对于不合并感染的胃肠道急性GVHD患者，一线方案建议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激素治疗5 d内出现疾病进展或7d内未起效被视为激素难治，仍有超过一半的急性GVHD患者面临此困扰，多采用二线治疗方案。

维得利珠单抗（vedolizumab, VDZ）为针对整合素α4β7的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断T细胞向肠道黏膜归巢发挥肠道选择性免疫调控作用。与传统系统性免疫抑制策略不同，VDZ通过阻断α4β7介导的T细胞向肠道黏膜迁移实现靶向性免疫调控，可能在控制肠道炎症的同时降低全身免疫抑制负担，为GVHD提供一种治疗新思路。

围绕GVHD的治疗困境，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移植中心姜尔烈教授团队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曹海龙教授团队多年来一直保持精诚合作，组织MDT讨论会，结合最新国际前沿进展，参照GVHD和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的某些共同机制，将不同生物制剂对GVHD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整理成文并发表（生物制剂治疗胃肠道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研究进展, 中华内科杂志，2024，63（1)：107-112），并将VDZ创新性应用于GI-aGVHD的治疗实践，为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患者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提供中国经验。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138例SR-LGI-aGVHD患者。整体基线风险较高，其中65.2%为Ⅲ–Ⅳ级aGVHD，56.5%符合Minnesota高危分级标准。57.2%在三线及以上阶段启动VDZ治疗，代表了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难治人群。

快速起效与深度缓解：第28天下消化道总体缓解率（ORR）为72.5%，完全缓解（CR）率达58.0%。中位起效时间为9天，CR中位达成时间19天，提示VDZ在控制肠道炎症方面起效较快。76.8%的CR患者维持持续缓解，显示一定的疾病控制稳定性。

生存数据显示：第28天达到ORR的患者1年OS为63.5%，未达到ORR者为16.4%。达到ORR与更优的生存结局及较低的非复发死亡率（NRM）显著相关。随访期间未观察到累积复发发生率（CIR）的显著升高，未见明确提示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受损的信号，但长期结局仍需进一步随访确认。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供者年龄较大、Minnesota高危分级以及治疗过程中aGVHD进展为未达到28天ORR的独立不良预测因素。CD34⁺细胞输注剂量>3×10⁶/kg与更高的28天ORR显著相关。不同治疗线次在生存结局方面未观察到统计学差异。与VDZ治疗启动时的疾病分级或治疗时机相比，早期疾病危险评估对治疗反应的预测价值更为显著。

免疫学动态分析显示：VDZ治疗后外周血IL-5水平下降，NK细胞及Treg比例降低，而总T细胞及CD8⁺T淋巴细胞比例升高。上述免疫细胞谱的变化提示，在VDZ治疗过程中外周免疫构成发生重塑，这一现象可能与其阻断α4β7介导的T细胞向肠道归巢机制有关。

类固醇剂量减量：69.7%的患者在第28天实现≥50%的类固醇剂量减量。研究期间未观察到严重的VDZ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增加，整体感染发生率较低，其中4个月内新发CMV血症/CMV病发生率为21.0%。

图1 VDZ治疗SR-LGI aGVHD的特征与结局：图A. 治疗反应评估；图B. 生存预后分析；图C. 激素减量情况；图D. 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的动态变化；图E. 治疗前后外周血中免疫亚群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