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门螺杆菌(Hp)感染影响着我国近半数人口,其耐药问题与根除策略一直是消化领域的热议焦点。在最近结束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CGC 2025)上,“消化医声”特别邀请了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陈烨教授,就当前我国Hp耐药现状、检测手段进展、个体化治疗路径及微生态调节策略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消化医声:随着全球抗生素耐药率的升高,Hp感染的根治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国Hp的抗生素耐药情况如何,和前几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陈烨教授:Hp对抗生素耐药,一直是制约根除效果的关键因素。近十至二十年间,总体来看,Hp对几种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对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等高耐药药物,仍保持小幅攀升。从地域分布看,国内东北地区的耐药率最高已超过50%。无论是基于细菌培养还是分子生物学的检测方法,均反映出这一逐步升高的态势。而分子生物学检测因其更高敏感性,所呈现的耐药形势更为严峻。
此外,在儿童及青少年群体中,Hp对抗生素的耐药率处于平稳甚至略有上升的状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部分低耐药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其耐药率在部分地区已突破5%,呈现“抬头”迹象;而四环素和呋喃唑酮类药物目前仍维持在较低耐药水平。
消化医声:在高耐药背景下,事先了解患者的耐药情况,从而选择敏感药物治疗,有助于提高初治根治的效果。这样做的前提是有合适的药敏检测方法。当前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陈烨教授:目前耐药检测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培养联合药敏试验的方法,此为感染性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但Hp培养条件苛刻(需在厌氧环境下进行),周期较长,细菌生长需3–5天,完成药敏测试还需3–4天,整个过程耗时耗力,且技术要求高,因此在推广上存在一定技术难度。尽管如此,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已有较多研究报道,其中不乏大样本研究报道。
第二类方法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其灵敏度高、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且可从胃液、胃黏膜甚至粪便等多种样本中取材,更加便捷高效。目前该方法正逐步走向临床应用,受到广泛关注。值得欣慰的是,这两类方法均有部分试剂盒已获国家批准并纳入收费标准,可用于临床耐药检测。
消化医声: 要做到幽门螺杆菌的个体化诊疗、精准诊疗,只了解细菌耐药情况可能还不够,您觉得还需要了解其他什么信息、重视哪些环节?
陈烨教授:Hp的精准治疗包括“微观精准”与“宏观精准”两个层面。微观精准指针对个体,通过耐药检测明确其敏感抗生素,实现对Hp的精准打击;宏观精准则是在不具备个体检测条件时,依据区域耐药背景数据——如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甲硝唑、阿莫西林等药物的总体耐药率——来调整治疗方案。两者在临床实践中均具可行性。
在Hp精准诊疗中,除关注抗生素耐药性外,抑酸剂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高效强效的抑酸剂对根除成功率影响显著。
此外,还需全面了解患者的疾病背景,如是否伴有胃癌或有相关家族史、胃黏膜萎缩情况,以及既往用药史等,这些信息对提升根除效果均具有重要意义。
消化医声:根据您的临床实践与研究情况,Hp根除治疗对肠道微生态有多大影响?您如何看待微生态调节策略在Hp根治中的意义?
陈烨教授:根除Hp主要使用抑酸剂和抗生素两类药物。抗生素必然影响肠道菌群,而抑酸剂对下游菌群同样存在干扰。多项研究证实,在治疗后短期内(尤其两周内),抗Hp药物会对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丰度及菌群结构造成显著扰动。但在健康个体中,机体通常在8周后就可启动自身的恢复和代偿机制,一年左右肠道菌群可基本回归正常水平。总体而言,药物组合越复杂(如铋剂四联疗法),对菌群的扰动越大。
但在肠道微生态尚未成熟(如儿童)或不稳定(如使用免疫抑制剂、化疗药物)的人群中,这种短期内强烈的菌群扰动在长期也可能难以恢复,甚至引发病理改变。因此,在根除Hp过程中,应充分关注患者个体状态,并注重肠道菌群保护。
在益生菌辅助治疗方面,大量研究显示,在三联方案基础上联合益生菌,可提高患者依从性、降低不良事件,并有助于提高根除率;但三联方案联合益生菌相比铋剂四联方案,虽可改善依从性,但是否也有利于提高根除率尚缺乏充分临床证据支持。因此,无论是美国胃肠病学院(ACG)指南还是国内共识,均指出益生菌在Hp根除辅助治疗方面的价值,仍需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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